无端欢喜余秀华

孙若茜

余秀华努力地吐出诗句时,身体总是因为费力而摇晃,头也不自觉地随着一字字昂向天上,口齿是不清楚的,所以听的人也要一起努力。可是,每当别人用更为优雅流畅的声线读她的诗,听到,反倒很难被打动。以至于现在读她的散文,面对白纸黑字,心里也还是会想着她特有的语调,那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读懂她的语调。

余秀华出了散文集《无端欢喜》。新书发布会那天,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碎花连衣裙,深V领。当晚,她发了个朋友圈:“一个女人为了检验自己的书好不好,穿了低胸装开发布会,如果人们只看人,就说明书不好。结果没有人看人,她很苦恼,觉得书其实不太重要。”

这当然只是调侃。可是,书重要还是人重要?在余秀华这儿,又的确是个问题。她的作品与她的残疾,与她农妇的身份,总像个三明治,紧紧地夹在一起被人一并吞下。

采访那天,她换了一条火红的雪纺连衣裙,让人想起她写一次出门前的准备:“一条红裙子,一条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。我把它们揉进包里,也把一份倦意揉进去。”这三年,这样收拾行李出发,以诗人的身份辗转各个城市,大约已经是生活的常态,日子很大部分被消耗在路上。她写:“命运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,它终于短暂地把我从横店的泥巴里拔了出来,像报复一样补偿给我曾经梦想的境遇和状态。”因为身体的局限,她从不带行李箱出门,也就没有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精心码放的可能,不然遇到长长的楼梯,没法上下。所以,眼前这条红裙,大概也就是被那么揉进包里带到北京的。

成名能给生活带来的改变万千,但可见还是有限。

一直以来常有人问她这个问题,成名之后生活有什么改变?她无从回答。对她来说,生活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,参加的那些活动、节目怎么能叫生活?这些无需警惕的美意,也不是能让她欣喜若狂的理由。

也总有人问,一年到过许多地方,想法和写作会有什么改变?对她来说,那些走马观花似的聚散并不能深入内心,而诗歌的本质是向内走的,只有外界的改变引起了内心的变化,诗歌才有可能发生改变。

“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写,提都不会提”

能深入余秀华内心的大事,这两年还是有几件的:离婚、妈妈去世、家乡横店的新农村建设。她把前两件事概括成悲喜交加,喜的自然是离婚。导演范俭拍摄的纪录片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,叙述的主线就是她离婚的事儿。从她对婚姻的无法忍受到终于用15万块钱把婚离了,前前后后完完整整地暴露在荧幕上。就像她自己写的那样,本来离婚是一件寻常的家务事,但是命运的运转里,它被放大了放到人们面前。

之后一波波采访,她一次次地对媒体说起离婚带来的幸福感。于是,有人说她有名气就离婚,忘恩负义,有人说她一个残疾人还离婚,自不量力。离婚一周年的时候,她写道:“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,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。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,他们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生活?”

妈妈也是反对她离婚的。那时候,母亲已经被医院诊断出癌症,怕女儿老了以后没人照顾的遥远担忧一下子就跳到了眼前。可余秀华不那么想,她说:“结婚就是结婚,你让别人照顾你,凭什么照顾你?说不定哪天瘫在床上,还要老子照顾他呢。我对婚姻没有信任。”

老人很快就走了。她写:“她的死是一个洞,开始的时候如同爸爸的烟头烫在裤脚上的一个洞,看起来还是可以忍受的。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,这个洞越来越大。”“这个洞无法缝补,也没有填充物,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,看一次疼一次。因为看的时候一定是当初烟头烫上去的悔恨、责怪和怀念。有时候我感觉飞机在这个窟窿里飞,火车在这个窟窿里开,人们对我的赞美和诋毁也都在这个窟窿里。但是它们合起来也如同一颗灰尘在这个窟窿里飘着。”

余秀华写妈妈的诗和散文不多,反倒还是写爱情多一点。她对我说:“不想写亲情,特别是死去的至亲的人,你写不了,难受。会想,想起来很难过,但是不会写。写了一般也不发,这些东西说出来,对自己没有保护的感觉。爱情瞎写胡写,你能把我怎么样?”

她的情诗、情书,写见到一个人的紧张,对一个人的渴望,对象一个接一个。“反正你不知道我爱谁,他们老是说我花,今天给这个写,明天给那个写。有时候我觉得很惭愧,可是去你妈的惭愧。”她说,“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写,提都不会提。相反你对这个人有一点好感,有一点冲动,有一点欣赏,而且知道不可能,就拼命地写,写到他问我求饶。”她大笑,然后又说:“情诗是适合任何人的。”

她在书里一本正经地写,现在觉得自己不要爱情也可以顺顺当当的生活。之前想要爱情,与其说是爱情,不如说是一种偏执的证明。她理解的爱情是通过不同的一个人找到通往这个世界的另一条途径,而当一个人在家完成了打开世界之路的途径,爱情就不重要了。不要爱情,那什么必不可少?她对我说:“独立啊,爱情算个屁。你仔细一想,(爱情)你琢磨不透。”可是你再问她,真的不需要了吗?她又说,现在真的是这样,可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变,像她这样的敏感体质,见到好看又有文化的人,瞬间就会产生爱情。“你不要相信我的每一句话,因为它随时可能变。”

她始终不改口的,是“不能相处,我真的没有爱的能力”。爱情以外的相处,也是“点到为止,无一例外”。那些她在成名之后认识的诗人和朋友,偶尔聚一下,吃个饭,喝个酒,都是让她快乐的事,可她又不想老是和他们在一起。“会烦死的。更多的是他们烦我,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有点难缠。我就喜欢那种浅浅淡淡的交往。”她说过自己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,这么多年,包括对一个人的感情,只有文字没有让她产生厌倦。对抗厌倦的方法是距离,所以在人前她总是插科打诨。那么,毫无倦意地写下的文字,那些诗歌,那些散文,可能才离她最近。

真正息息聯系在一起的人当然也有,且只有一个,是儿子。如果说婚姻对她来讲还有好处,唯一的就是儿子。“这个好处还挺大的。”她说,怀孕的时候还不觉得,可是一生下来,怕他冷了,怕他饿了,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就产生了。“生出来的时候我一看,怎么那么像他爸啊,我就很生气。”她说着生气,可脸部的线条却变得格外柔软起来。

似乎痛苦更容易激发写作的冲动?“是的,我觉得人都很贱。”她咬着字,昂起头,表情快要回到在公众面前时的样子,“难过的事儿对自己的影响会大一点。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,是强加给你的。相反幸福是自然而然的,你不会觉得它是额外的赐予。你和儿子相处的幸福是润物细无声的。没有很陡然的幸福感,但是有很陡然的痛苦。”

“有人写了春天的诗,我才知道春天来了”

横店的新农村建设,既是生活在外部的改变,又是直抵内心的大事。余秀华把自己直愣愣地看着家乡土地变化的无力、无奈和无辜,比喻成如同看着她的母亲断气,被推进火化室,出来就是一堆灰的过程——一种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彻底的失去。

她说,过去横店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,300多户差不多2000人,随着微微起伏的小丘陵地形,零零散散地形成一些几户人家居住在一起或者单独居住的样貌。平常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,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,如果在早晨,比人更热闹的是各家各户屋后竹林里的鸟雀。而新农村建设,把原来分散在几千亩的角角落落的人家全部集中在一起,搬进新房子。原來鸡犬不相闻,变成了在家里大点儿声说话,就可能被几家听见。新房的规格其实很高,质量也好,是有的人家原本积攒一辈子也买不起的。所以计划建设的时候,乡亲们是欢喜的。

这些新房的建设选址在余秀华家的周围,她家原有的20亩地就全部被征用了,一分不剩。从“地主”变成没有土地的人,有不用再辛苦干农活的暗自高兴,也有吃不到自己种的粮食的恐慌。“我,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,正在失去能够称之为一个农民的根基。”

改变逐渐渗入到生活里。稻田的土被挖了,家门口的水塘被填平,从前推开门就看见的景物,家周围的柳树、桃树、野草都没有了。微信朋友圈里许多诗人朋友写出了春天的诗歌,她才知道春天来了。过年的时候,父亲因为心疼崭新的墙壁而没有在上面贴对联,吃年饭的时候也没有和从前那样点燃蜡烛和香去祭祖,年就过去了,过得很轻松,也很寡淡。

农村的生活和自然的景象,这些余秀华诗歌中原本重要的组成,会被崭新的生活一点点排挤出去吗?这个问题对农民的身份显得过于矫情,对诗人的身份却又无法回避。她说:“没有就没有了吧,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写作也不是为了写那些动物、植物,也都是辅助。”

不久前,她尝试写了一篇既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说的短文,讲的是机器人最终会统治人类,还是人类在被机器人统治之前就已经自取灭亡。话题不算新鲜,但是热门。在余秀华心里,诗人和小说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,前者简单、单纯,而后者“老奸巨猾”,性格不同,写作的文体也大不一样。她自己是诗人性格,所以小说写不好,也还没想明白很多东西要用什么方式去写。

写诗也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。“他们给我很多意见,说我的诗太温柔了没有冲击力,应该把诗歌写得更暴力一点,应该向《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学习。”理由是,那首诗有很男性化的部分,“雌雄同体”的人才能把文章写好。当然,她指的是看问题的角度,既要有柔和的一部分,也有刚硬的一部分。太硬的诗歌容易折,太软的立不起来,没有形象。她告诉我,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技术问题,但对于其他女诗人来说是概念问题。“(她们)不敢写。她们都是道德榜样,我是道德榜样讨伐的对象。”有时候,她也想解释一下铺天盖地的误解,可是真的解释了,自己又觉得无聊。所以她还是插科打诨,还是调侃。

我想知道她在成名之前,是否也会考虑这些写诗的技术问题。“我到现在都不想考虑这个问题。”她语气夸张又迅速收敛,“写不好,真的写不好。我们这一帮人遇到了一个台阶,再想提高就很难,这还不像初写者。”很快,她又昂起头:“不过我不着急,去他妈的,我又不想成名成家。”

文章来源于:三联生活周刊

浏览次数:  更新时间:2018-07-18 13:23: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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